第四次战役结束后，中国方面并没有提起停战谈判问题，而是紧接着发起了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性质的第五次战役。

到1951年5月下旬，志愿军结束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全线回撤，“联合国军”卷土重来，很快又进到三八线附近。

这一大进大退的拉锯战现实，使得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发展前景有了更为清醒、客观的认识。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首先解决了志愿军战场作战方针的调整问题，在确立打小歼灭战思想的同时，提要对志愿军进行“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的教育。

当得知苏联驻美国大使马立克与美国国务院的凯南接触，并传递出美国方面有意就停战问题进行谈判的讯息后，毛泽东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应该抓住的机会，并很快作同意与美国谈判的回应。

也就是从这时起，毛泽东对朝鲜的关注点开始转到对停战谈判的筹划和准备上面。

1、金日成来访

5月31日，金日成来电要求到北京“面商各事”，主要是对当前军事政治形势的看法和今后作战方针问题。

他在来电中表示：朝鲜问题决不能预测和平解决，亦不能在三八线上结束战争。

显然，此时的金日成对国际上传来的和谈信号反应并不那么灵敏。毛泽东同意金日成来京，并请彭德怀“和他一道同来一谈”。

6月3日晚，金日成到达北京，彭德怀因前线指挥任务繁重走不开，没有和他一起来。毛泽东在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既谈了今后作战问题，也谈了应对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与方案。

对于这次会谈的具体内容，没有查到具体的相关记载，不过，从尔后情况看，毛泽东和金日成在停战谈判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6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称当前有些问题需要与他商量解决。

毛泽东的电报说：

“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

6月9日，高岗、金日成动身赴莫斯科之前，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

“和战问题及志愿军聘请苏联顾问问题，均由高岗面达。”

停战谈判关系朝鲜战争的结局，兹事体大，迫切需要在中、苏、朝三方领导人之间统一思想、协调行动。

2、斯大林的不满

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每当需要就重大事项与斯大林交涉商谈时，通常都是由兼通军政、富有外交经验的周恩来出面。此次派高岗去莫斯科，是因为周恩来5月底感觉身体不适，经中央批准，眼下正在大连休息。

高岗、金日成于6月10日乘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到莫斯科。他们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师哲在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述。

斯大林首先询问了朝鲜战场情况，想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前线上的实际情况如何，战斗行动是否还在继续？

（2）南北两方军队所占据的阵地位置（战略据点）的优劣比较，中朝能否坚守住阵地而不动摇？

（3）敌方反扑能力与可能性如何？如反扑，能否抵御住？一句话，中朝军队目前占据的是不是有利地位？

他问：是立即停火好，还是再打一下，修正战线位置后，再谈停战好？

鉴于中朝方面参加会谈的人对相关概念术语的含义不大清楚，经常将停火、停战、媾和、休战、和约等词汇混杂使用，表达观点时往往词不达意，斯大林在谈话中花了很多时间来讲解各种概念的含义。

他指出：

你们这会儿在谈话中，混同地使用了几个含义完全不相同的词汇，使人听不懂你们的意见，摸不准你们的意图和要求到底是什么。

所谓停火，是在战斗期间，在前线上，由于某种原因而需要短暂的停火（数小时，或一两天，时限一过，又继续交战)；停战，则是较长时间的停止军事行动，但双方仍处在交战状态中，战争并没有结束，随时仍可复战，所以并非和平局面；媾和，亦即和谈、和解，是交战双方为了取得较长时间的缓和或某种程度的和平状态，经过协商达成停战、缓和状态或和平，但尚非巩固的和平局面；和约，这不只是停火、停战、妥协、媾和，即非临时性的和解，而是全部停止军事行动，消除敌对状态，转为和平共处形势，总之，是消除一切战争迹象、战时影响与遗痕。

斯大林说：

我想问、想弄明白的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即你们所期望、所要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商谈的是属于哪一范畴的问题，对此应该使用一个清楚的、准确的概念，否则使人越听越糊涂。

你们用明确的概念表明你们的意图，才好与对方交涉嘛，不管怎样，我们自己首先应该用明确的概念表明我们自己的意图。

那么，你们的意图、愿望、要求究竟是什么？

中朝方面的人回答：我们的愿望是停战。

斯大林接着又问：

是就地停战，还是要求双方在作过某些调整后（即防线上的调整或依地理、地形需要作的调整)再停战？某一方有没有被包围的部队或地方？

没有人能够回答清楚斯大林提的问题，连他们提供的地图标记也是过时的。

斯大林不得不叫苏军总参谋部派一位将军携带军用地图前来说明当时朝鲜前线的情况。

斯大林再问：应以某日某时确定为停战期？

谈到这时，斯大林表现出不大愉快，因为与之商谈的人对许多情况并不清楚。

3、谁来提出停战谈判？

应该说，就朝鲜停战问题进行和谈，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这一超级大国进行的一场特殊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

对于这样复杂的斗争，中国方面经验不足，开始时也缺乏相应的实际准备。斯大林的意见和提示，很有参考价值。

6月13日，斯大林发电向毛泽东表明苏联的立场，指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14日，毛泽东致电高岗、金日成，对以何种方式提出和谈提出意见：

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中朝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

（1）等待敌人提出；（2）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两种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由苏联有所表示，另一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

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斯大林）同志商量决定从实际需要看，中国方面显然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停战，进而推动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

但在当时的具体情势下，让在战场上暂时处于被动的中国方面主动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确有某种难言之隐。

与几个月前联合国首次提出停战建议时相比，朝鲜战场出现了许多不利于中国军队的变化。

几个月前，中朝军队处于攻势，面对的是被打得灰头土脸、惊恐万状、一撤再撤的“联合国军”。

那时，中国方面有足够的本钱提出或拒绝有关停战谈判的建议，不仅如此，还可乘势向敌方开出较高的价码，以争取更多的利益。

而眼下，中朝军队由大规模进攻转为全线向北收缩，有些部队在敌军追击中遭受严重损失，战场态势明显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若由中朝方面主动提出停战谈判，显然有示弱之嫌，即使谈起来，也会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弱势地位。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希望，或是等敌人主动提出来谈，或是由苏联先行出面沟通，中朝方面在后面相机跟进，顺水推舟，自然而然地开启谈判大门，总之，以中方不光开口为好。

这一算计是聪明的。

尽管当时交战双方都有停战的需求意愿，但话从嘴里先讲出来，意义还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一种博弈。

4、何以要苏联帮中国提出停战谈判？

从当时双方处境看，美国在态势上较为有利，“联合国军”还在进攻，在战场上表现出相对的强势。

6月间，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曾组织有关人员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结论是美国近来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有了改变，表现为企图在对它有利的条件下，提出和谈和停战，西方媒体也正在为之造势。

5月23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载文称：中国军队的撤退，造成了与中国谈判的绝好机会；《纽约时报》同日报道：联合国大会多数代表认为现在是在朝鲜停战的最好机会。

26日，英国《旁观者周报》评论：现在与中国政府协商停战合乎时宜；《新闻纪事报》也发表社论宣扬停火，同样称目前是停战的最好时期。

在这样一种舆论氛围下，美国首先提出停战谈判应是可以预期的事情。

美国对苏联的试探信号，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出的。这为开启停战谈判提供了一个契机，并自然而然地将苏联推到中问传话人的位置。

中国领导人利用这一点，让苏联人出面帮自己开题，从而避开在战场处守势时，由自己向敌方提出停战谈判的勉强和尴尬，这也是一种因势利导。

6月2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与美国驻苏大使柯克在莫斯科会见，确认了如下事项：

马立克先前表达的观点是苏联官方的意见；停战谈判只是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谈判将在战场司令官之间进行；停战包括停火，应局限于纯军事问题，而不包括任何政治或领土问题；军事代表应讨论保证避免恢复军事行动的问题。

30日，李奇微奉命通过广播电台发出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好的声明，向“朝鲜共产党军队司令员”提出举行停战会议以谈判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复电同意谈判，并就谈判的时间、地点提出建议。

朝鲜停战谈判就此按下了启动键。

曾任美国国务卿的玛德琳·奥尔布莱特说过：

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谈判显然是一种示弱的表象，因为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强者是无须谈判的；强者只须示强，把他们的意愿强加于人。

而在朝鲜战争中，本不想与对手谈判解决问题的美国人，到头来还是主动走到谈判桌前。尽管中国方面进入谈判时已失去军事上的强势地位，但仍然有资格认为自己在战场上已经获得了胜利。

客观地讲，中国是在志愿军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到三八线附近时才进入谈判的，这完全可以说谈判是自己打出来的结果。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如今，美国开始有了一点谈判的意向，这是件不容易的事，说明我们的仗打得不错；他还引用古人的话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

5、在哪里谈判？

当战争双方都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后，中国领导人立即着手谈判的准备工作。

这个工作是在毛泽东亲自指导和部署下进行的。

首先要解决的是谈判场所问题。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从会场选址，到各个方面的布置和安排，他都有具体指示，内容细致而周全。

今人翻阅当年有关电文，仍会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对有关细节问题关照之认真、具体、细致而感叹。

李奇微最初提议，谈判双方代表可在丹麦一艘医疗船上会晤。

他解释说：

之所以选中这条船，是因为“双方包括有联系的新闻记者等人员都有平等自由进出的权利，它能为双方提供一个完全中立的环境，不受由于任何一方的武装部队在场带来的威胁，并且可以提供各种通信设施”。

中国方面却认为，这艘丹麦船停泊在朝鲜东海岸元山港外的海面上，而元山是志愿军判断的美军可能实施侧后登陆的首选之地，中朝军队正在该方向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将停泊于此并有间接军事用途（用于收治“联合国军”伤兵)的船只作为谈判场所并不合适。

6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指出：

“关于谈判地点，李奇微建议在元山港内。查此港是北朝鲜的设防海港，敌军正阴谋于此登陆，似不宜同意在此港开会，可否建议以三八线上的开城为会议地点。”

对中方提议改动谈判地点，李奇微没有反对，并宣称他的这个姿态表达了“联合国军尽快结束流血”的“良好愿望”。

而实际上，参联会在指示李奇微提议以丹麦医疗船，为谈判地点时就考虑到中方可能不会同意，因而在行动方案一览表里预先注明：“替代方案可以是距离前线较近的一个地点，如开城。”

谈判地点确定后，毛泽东对会议场所准备下达了一系列指示。

7月2日，他电示彭德怀并金日成、高岗：

“请彭德怀同志命令位于开城地区的军队负责首长，迅速布置在开城开和谈会议的房屋（如果没有房屋就须使用帐篷)、用具和食品等项，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敌方代表团的宿舍（可能有几十人，包括新闻记者），我方代表团的宿舍及开会的会场，均须布置得妥当一点。”

他还特别指示，必须为前来具体指导此次谈判的幕后工作班子成员李克农、乔冠华等人专门布置一所宿舍，距离会场1~2公里。

电报要求：

“联司派一懂事的有能力的负责干部即去开城地区指挥上述布置事宜。开城情况如何，望速查告。”

毛泽东的指示，具体到开会的房屋、用具、食品和安全警戒，甚至考虑到从宿舍到会场应有多远距离，其基本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许出乱子”。

这反映毛泽东对这个谈判是何等的重视。

6、如何开始谈判？

为防止因细节问题出差错而影响谈判如期举行，毛泽东于7月4日凌晨4时连发两电，一电要求金日成派出一位负责人，随带若干工作人员及必要物品，速去开城地区，会同联司（志司）参谋长解方筹备会场及开会事宜，并特别提示：

“如该地无房屋，就须带帐篷去。双方会议人员所需物品及会场设备，均须带去。一切均须于七月八日以前准备完毕。”

另一电指示彭德怀：

“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

对于通过谈判应争取达成何种协议，这一实质性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仔细推敲，经与苏联、朝鲜方面反复进行高层沟通，在谈判正式开始前形成了一个基本方案。

起初，毛泽东向斯大林谈及的停战条件，只提到以三八线划界问题。

他在6月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指出：

“谈判条件，三八线为界，三八线南北可以各划一小段地区为缓冲地带，但不能只划北面的缓冲地带而不划南面的缓冲地带。南北朝鲜互不干涉。”

而其他方面的要求，这个电报均未涉及。

稍后，经过思考讨论，中国方面对争取达成的协议条款，有了更为全面的考虑，并在7月3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作了具体阐述。

主要内容归纳为5条，并对对方可能的反应逐项作了预估。

第一条，“双方协议同时发布停火命令”，此项估计敌方可能没有异议。

第二条，“双方各自三八线撤离十英里，在三八线以南以北各十英里的地区成立非武装区”并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之状况，此项估计敌方可能提某些异议，但因这很公道，敌方难于批评。

第三条，“双方停止运输军火、军队由朝鲜境外到朝鲜境内以及由朝鲜境内地运输到第一线部队中去”，估计敌方可能提出此一项条文，故我方似应主动提出，或者此后一句不要。

第四条，“设立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估计敌方可能提出类似条文，故我方可出动提出，或待敌方提出时再由我方接受之。

第九条，“双方释放战俘”，估计敌方可能提出一个换一个，我方则要求释放全部战俘，此事可能引起争议。

毛泽东将上述内容称作“我们想到的在双方军事代表会谈中，应当解决的根本的五条”。

这五条里面，没有中方过去一直主张的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毛泽东请斯大林考虑，是否应当将这一条作为条件提出来。

至于金日成提出希望，加上双方难民遣回原地一条，毛泽东认为“此事实行颇为烦难，南北朝鲜的代表，可能在此问题上发生许多争论，以致影响到其他主要问题的决定”，因而主张可将此条推迟到将来的政治性的国际会议上去讨论。

（正文完）